1937年，抗战爆发后，中国受到日本封锁，没有一条与欧洲相连的陆路运输线，国际援助进入中国有困难。于是，国民政府请求苏联帮助，苏联遂决定开通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萨雷奥兹科村，修建一条通往中国的汽车公路，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萨雷奥兹科-乌鲁木齐-兰州国际公路，全长2925公里，苏联就是从这条公路，源源不断地给中国的抗日战场输送军援。国际战略公路尚未完全竣工，苏联第一批援华战略物资运输，便于1937年10月17日发送运输，这个项目由苏军阿拉木图运输指挥部全权负责，首批运输于11月20日结束。同时，国际战略公路也在不断完善，如扩建隘口和加固桥梁，至11月中下旬全部竣工。
与此同时，苏联还通过海上运输，将援华物资送往中国，其中包括火炮、飞机、装甲车、榴弹炮、重机枪和大量弹药。1937至1939年，通过苏联敖德萨港口运往中国的武器弹药总重量为60000吨。但是，由于日军对中国东南沿海港口的封锁，海运时常受阻，所以，萨雷奥兹科-乌鲁木齐-兰州国际公路，成为是苏联军援进入中国主要的通道。1938年，民国政府为了更有效地接受苏联军援，又请求苏联把战略公路延伸至中国西北的陕西咸阳，使得这条著名的国际公路总长增至3750公里，成为中国抗战时期，大西北最深远的国际军援路线。
1938年3月1日，中苏签署了第一个贷款协议，贷款总额为5000万美元，年息3%，5年内偿还。双方在签署贷款协议的同时，还签署了3个向中方提供军火的合同。第一个合同的执行日期为1938年3月5日，至6月10日结束，合同总额为270570美元。第二个合同，从1938年3月15日至6月20日执行，国民政府得到了苏联价值为7447055美元的军火。第三个合同的额度最高，所供军火价值为8789166美元，执行期为1938年3月25日至6月27日。此外，1938年7月1日，国民政府又与苏联政府签署了第二个贷款协议，贷款额依旧为5000万美元，随后，苏联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（Анастас Микоян,1938—1946）与中国政府签署了2个合同。从1938年7月5日至1939年9月1日，苏联为中国提交了320架飞机及其配件，2420挺重机枪，200挺轻机枪以及510多万发子弹。
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、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，于1939年3月1日，曾致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（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1890 — 1986），感谢中国全面抗战以来，苏联曾经给与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有偿贷款，用以购买军火，这对中国不啻为最珍贵的援助。此后，6月3日，中俄即签署了第三个贷款协议，贷款额为1亿5000万美元。苏联根据相关合同，于1939年6月20日，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价值1460万美元的物资和军火，随后又执行了3个合同，国民政府又从苏联得到了300架飞机，350辆载重汽车和拖拉机，250门火炮和1300挺重机枪等军用物资。就是说，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至1939年9月，中国政府从苏联共得到飞机985架，坦克82辆，火炮1300门，重机枪14000挺。此前的6月16日，中俄政府还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，为落实战时双边工农业产品的进出口奠定了基础，保证了中国东南沿海在遭日本围困时期，继续发展与苏联的经济联系。1939年底，中国通过贷款的形式，获得苏联价值2亿5000万美元的军事技术装备。至1941年，苏联提交给中国的作战飞机达1235架，不同口径的火炮16000门，汽车和拖拉机1850辆。
那时，中国军队不仅技术装备落后，且管理混乱，军队文化水平低下，不少军官不懂军事战略战术，后勤供应失调，纪律松懈，军心不定，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执行战斗任务的能力。军中高级指挥员的教育背景和程度差异很大，有人受的是本土教育，有人从海外学成归来，他们不仅价值观不统一，且指挥作战的经验、意识和主导思想均有不同，国民政府深知，这样的军队难以应对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日军，于是求助于苏联对华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，前来训导部队。更何况，随着国民政府引进苏式武器装备的数量不断增加，苏联顾问、教练和技术人员，几乎到了必不可少地步。1937年底，苏联第一个军事顾问团——空军志愿军抵达中国。之后，随着中苏西北运输线不断拓展，苏联的司机、道路工程人员、航空技师、火炮和坦克教练也应邀进入中国军中，与中国将士一同参加抗战。
